“辱母案”折射出实体经济的惨状

民营企业通过非正常渠道的民间借贷续命,但如今发生的惨案不仅仅是企业续命的问题,这是这个社会存在问题的曝光。

来源:尹天琦 品途商业评论(ID:pintu360)

如果催款人没有做出侮辱女企业家的行为或许悲剧不会发生,如果女企业家能够通过正规渠道借款或许悲剧也不会发生……一个刑事案件,如同一面棱镜,折射出民营实体企业的融资难题,也折射出经济大环境下的人性与悲欢。

辱骂、抽耳光、鞋子捂嘴,在11名催债人长达一小时的凌辱之后,杜志浩脱下裤子,用极端手段污辱女民营企业家苏银霞,并当着苏银霞儿子于欢的面。

匆匆赶来的民警未能阻止这场羞辱。情急之中,22岁的于欢摸出一把水果刀乱刺,致4人受伤。被刺中的杜志浩自行驾车就医,却因失血过多休克死亡。

血案因暴力催债引起,女企业家苏银霞曾向地产公司老板吴学占(现已被追究责任)借款135万元,月息10%。在支付本息184万和一套价值70万的房产后,仍无法还清欠款。

2017年2月17日,山东省聊城市中级法院一审以故意伤害罪判处这位女企业家苏银霞的儿子于欢无期徒刑。

 

舆论哗然的判决背后是实体融资难的现状

事件发生后,在舆论中引起一片哗然,最主流的观点认为:“于欢刺人事件完全是由于“讨债人”用极端羞辱人的方式逼出来的。”于欢作为一个22岁的血气方刚的青年,在被催债者限制人身自由,母亲被当众凌辱的情况下,心理崩溃属于情理之中。当场刺伤11位催债者中的4人,其中羞辱他母亲的杜志浩自行驾车前往医院后因失血过多而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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抛开事件本身,这场催债血案从侧面反映了地方实体经济——一分钱难倒英雄汉的窘境。银行贷款门槛高,资本又不关注创新能力弱的地方实体经济,苏银霞被迫去找高利贷,却意想不到的跌入了“深渊”。

品途商业评论从企业征信系统中了解到,山东源大工贸有限公司成立于2009年,注册资本为1亿元人民币,并在济南设有分公司,法人皆为女企业家苏银霞。企业的经营范围主要集中在制造业包括:生产减速机、汽车配件、轴承锻件等。

资料显示,山东源大工贸有限公司位于冠县工业园区内,济邯高速(青兰高速)冠县出口南500米,占地120亩,注册资金2000万元,现有职工200人,其中高级技术人员16名,自主设计研发人员10名。

一个能够为当地解决200个就业岗位的中型实体企业,在月息10%的复合利率下就这样被压垮。月息10%的复合利率到底是什么概念?这相当于年息313%,远远高于国家规定的合法年息36%的上限,本身就不受法律保护。苏银霞在还款已经远远超过借款本额上百万的情况下,依旧还不清利息。

看似风光无限的女企业家在高利贷面前也被逼的“走投无路”!

 

苏银霞案件像一面棱镜,折射出在创业维艰的环境下企业家不仅承受着挑企业大梁的压力,为了保住企业连做人的尊严也被不断剥夺。实际上,这并不是个案。

 

品途商业评论之前就报道过类似案件。其中一起是一家三线小型制造企业的创业者小王在进货时,面临部分资金短缺。时间紧迫,额度又不高,为解燃眉之急,小王求助于国内一家知名的P2P网贷平台,这家P2P平台当天就进行了放款,小王这批货顺利购入。

 

可没想到的是,几天后收到的合同让小王大吃一惊。2.5万元的贷款却有将近4.1万元费用,再加上利息,一共需还8.5万元!将费用和利息折合,年化负担超过60%。

小王向品途商业评论表示:合同金额和下款的金额完全不同,并且事前完全没有告知。换句话说,对方正是利用小王着急用钱的心理与小王签了一份阴阳合同。

 

地方制造业利润低、融资难根源在哪?

最近一则火爆朋友圈的隐喻或许能给出一个答案:

A先生制造业企业家,员工上百人,去年利润只有10万。

B先生啥也没做,前年在深圳买了套房子,涨了300万。

C先生外企高管,去年重仓美股,涨幅跟B先生的房子差不多,但再加上人民币贬值的幅度,他成了三人中收益最高的人。

 

A、B、C三人的故事,构成了这个时代的典型隐喻。它包含了实体经济的困境、资产泡沫的疯狂、汇率问题引发的利益重构。

 

制造业低迷到底怪谁?

房价、股价、资本这些与实体经济包括制造业在整个经济链条中有非常密切的关系。打个比方就会比较容易理解,如果消费者把手头的钱都拿去买房就不会购买制造业的产品。

如果银行都把钱贷给普通消费者进行购房贷款,给制造业的资金也就更加有限。至此,经济增长还是得靠投资、靠房产,寄希望于消费升级、内需拉动眼前看还不太现实。

 

近两年伴随楼市疯狂的是货币放水、P2P等金融监管的乱象,引发出的直接后果就是脱实向虚,从而导致的“民间投资”遭遇断崖式下跌。

 


经济低迷—货币宽松—楼市回暖—资产泡沫—脱实向虚,这似乎成为经济的一个写照,也是苏银霞事件折射出的经济环境。银行贷款资质本来就很难审批,加上民间投资断崖式下跌,给高利贷等金融乱象钻了空子。

 

可以说,苏银霞事件是整个经济大环境下的写照,像苏银霞一样为解决资金燃眉之急的中小创业者中国有千千万万。银行贷不出款,只能找吴占学这个表面上是地产商,实际上是黑社会头子的人借高利贷,还不出钱就各种炮制。只是,在这个案件中,人性的丑陋被放大,孝顺与复仇被矛盾激化。

当“于欢案”发生后,源大工贸已经拿不出一分钱,是冠县工业园22家企业共同出资十几万帮于欢打官司。他们担心的是,苏银霞和于欢母子的遭遇,将来或许就是他们自己的遭遇。

 

经济低迷、货币宽松、楼市泡沫造成的资本脱实向虚确实是中国中小制造业窘迫的重要原因,但同时我们不禁要问制造业本身就滴水不漏么?

 

诚然不是。

 

都说制造业成本低。比如做一次性塑料袋包装袋,进入门槛低,技术含量低,没有技术壁垒的制造业肯定竞争激烈成本低。高的当然也有,高到航空发动机,也是制造业,所以这个只能分类去讨论,不能笼统的说。不过东部沿海肯定要制造业升级,这是必然的。

读者不禁会问,那国外的制造业利润就高吗?一位中国的日企高管曾对品途商业评论介绍说:“日本人做制造业没有50%以上的毛利不会做的。”

那么美国呢?美国由于能源技术革命,生产成本已经下降很多,跨国企业回流应该是利益驱动,而不是政府号召的结果。对号召振兴美国制造业的特朗普等政客而言,更多就业意味着更多选票,所以制造业回流是水到渠成的事情,真不是政府鼓吹那么简单。

对中国来说,制造业成本优势已经所剩无几,我们靠的是产业链聚集和不断提升价值链位置才能继续玩下去。所以低端制造业现在不是要扩大产能,而是淘汰过剩产能。

小的代工厂和加工企业,如果没有特别的竞争力(竞争力包含技术/价格/交期),肯定会逐渐倒下,取而代之的是管理水平高,技术先进的大中型制造业企业。总之,中小制造业的竞争力逐渐减弱这里面有外因和内因。

 

看到这里,或许有些读者会问,制造业好坏关我屁事?其实这里说的很清楚了,制造业的情况反应的是实体经济的脱实向虚,这不仅仅会导致房价高企——清华毕业生也买不起一幢学区房,更有可能使没有核心竞争力的劳动者面临失业,影响最大的是80、90后,要知道80、90的退休年龄要延迟到65周岁以后,没有核心竞争力将会是怎样的一番晚景?

 

所以,在同情于欢母子遭遇的同时,我们或许也像冠县工业园22位帮于欢母子打官司的企业家一样,有着深深的不安全感。

不安全感的根源在于,不仅对于中国制造业,而且对于这个时代的每个人来说都已经到了这样一个地步——

“物竞天择势必至,不优则劣兮不兴则亡。”


延伸阅读:

“刺死辱母者”背后:借贷的黄金时代,暴利与冷血交集

来源: 零和 一本财经(ID:yibencaijing)

01 逆势繁荣

“在这里,读懂中国”,于欢的故事,有太多“燃点”在其中:包庇、勾结、冷血、屈辱和拼死一搏的怒吼。

民众的情绪,被搅动得黏稠难解:有些人痛骂警方的“不作为”,留下“要账可以,但不能动手打人”之后,扬长而去;聊城区人民法院的微博下,数万条留言为于欢的“无期徒刑”判决抗议;而一些人也在孝道和法理之间,辗转难平。

跳出事件本身,在一个更为宏大的时代背景下,我们去找寻矛盾的根源。

事件的起源,是于欢的母亲苏银霞,向地产老板吴学占借款135万元,月息10%。

苏银霞支付本息184万和一套价值70万的房产后,还欠下的17万,并被逼债至此。

月息10%,就相当于年息120%,按照我国法律规定,年息超过36%为高利贷。

苏银霞无疑借的就是高利贷。

高利贷,实在不是一个新的话题。

早在3700多年前,《汉谟拉比法典》中,就对债务奴隶制和高利贷有所抑制,限制对小生产者过分的掠夺,以免动摇兵源和税源。

然而,在今天,我们再去探索背后的逻辑,却有另一层深意。

中国正处在一个漫长的下行周期,而这一切,将导致借者和贷方,双方矛盾升级、加剧,如果没有一个疏导,将陷入“于欢式的悲剧”深渊。

“当前我国经济稳定运行的基础还不牢固,下行压力依然较大,困难不可低估,”国家发展改革委主任徐绍史在去年下半年提出。

实际上,进入下行周期,在2012年就极为明显,几乎每一年,就有媒体称是“最为困难的一年”。

经济下行,最为直观的反应,就是民间资金紧缺——缺钱的人,越来越多,为了维持原有的生活水平或生产运营,借贷需求就急速增大。

艾瑞咨询数据显示,2015年我国网络借贷行业交易规模突破8000亿人民币,至2019年前后,网络借贷行业交易规模有望突破达到3.7万亿人民币。

同时,因为经济状况不好,借款人很难按时还钱,导致坏账率持续走高。

2015年7月,银监会国有重点金融机构监事会主席于学军,在一次论坛上第一次透露了一个数据:截止今年5月,中国银行业不良率突破2%。

这无疑是一个恶性循环。

银行坏账率提高,风控收紧,对于次贷人群、小企业的贷款,越发严苛。

而这群人的借贷需求又日益旺盛,于是,从2016年开始,线下贷款、小贷公司、网上的小额现金贷都集中爆发——新的经济体发展壮大,来吞噬消化这些新生需求。

根据风险管理理论,最简单的定律就是:将钱借给风险越高的人,越要收取高额的利息,以覆盖高风险。

因此,不论是线下门店还是线上平台,其利率都远远高过银行。

越是缺钱的人,越借不到钱,于是不得不卷入高利贷中——恶性循环一旦产生,会让这个下行周期,变得晦暗而血腥。

02 被吞噬的城市

美国经济危机之时,全民失业哀鸿遍野之时,只有两个行业逆势繁荣。

一个是娱乐行业,人们试图从娱乐中麻痹自己,逃离现实。

一个就是借贷行业,人们试图通过借贷,来度过难关。

而眼下的中国,这两个行业都在悄然崛起。

“从2015年开始,我们每年的业务都翻一倍”,北京天驰君泰律师事务所的合伙人刘维鹤称,他们主要业务就是“商帐催收”,经济下行时,就到了他们发力的黄金时段。

而在中国的三四线城市,借贷行业的渗透和崛起,已表现得极为明显。

在三线城市太原,积重难返的国企,依然在城市占主要地位,产业老化,而又突围乏力。

在这里,工资的上涨,远远跟不上物价的飞涨。保守而传统的人们,为了维持以前的“体面”,开始用借贷,透支地活着。

“太原现金贷公司保守估计有60家,加上车贷,房贷公司,贷款公司总数得有几百家”,太原某现金贷平台的负责人称。

中国很多地方有个嫁娶习俗,叫万紫千红一片绿,意思就是:一万张5块,一千张100块和六百张50块。

这些加起来,就是18万。

“在太原,最多的借贷需求,是在彩礼上”,该负责人称,很多老夫妻来借钱,只是为了子女在婚礼上,风光一把。

而在“刺死辱母者”案件发生的聊城,同样借贷盛行。

在聊城的各大论坛上,很多人公开询问“哪里可以借到高利贷”,而答者云集。

“我们这里没有正规的借贷公司,都是民间高利贷,一个镇被一到两个放高利贷的把持,地盘现象很重”,聊城网友宁冰称,同时,聊城的讨债公司盛行,“随便一搜,就可以找到一大堆专职公司”。

除了线下借贷,一种新的借贷方式也在形成。

线上的小额现金贷打破了地域性质,发展迅速并对传统的高利贷产生冲击。

据不完全统计,目前线上的小额现金贷平台,大概有近千家,利率多在600%到100%之间。

而用户群体,多是喜欢用手机的年轻蓝领群体。

不论是蓝领,还是小企业主,或者是为了维持体面生活的“工薪族”,都有平台专门给他们定制服务。

客观来说,针对底层人群的借贷行业,确实是一个刚需。

面对大规模的经济下行,人们总得活下去,度过难关,解决燃眉之急。

只是在利益的驱动下,有些玩家太过野蛮,导致了“劣币驱逐良币”。

03 超贷现象

行业已经出现一个高危信号:超贷现象和共债群体。

所谓的超贷,就是给借款人出借超过其偿还能力的钱。

“超贷的形成,一部分原因是来自市场竞争的压力”,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业界导师陈红梅提出,多家金融机构争相抢夺目标,以较高的授信额度来争取客户,会加剧超贷的出现。

“苏银霞的情况,明显也是超贷现象,借出的钱,明显超过她还款能力”,催单侠CEO李晓炜称。

一旦这个无序竞争的口子打开,就如洪水决堤般难以回旋。

一家机构高额度放款,另外一些平台也只能紧随其后,很快就会造成共债问题——一个人同时在多家机构借款。

在《刺死辱母者》一文中,只提到了借款135万。

实际上,2015年至2016年间,苏银霞以及山东源大工贸有限公司,共有9起诉讼,涉及金额接近2000万元。

这其中,大多是借款诉讼,也就意味着,苏银霞向个人、公司、银行等多方借贷。

当共债开始出现,借贷的利滚利,就会如雪球一样,越滚越大。

最终面临的,就是“崩盘”——当无法从新的平台借到钱,或者资金链断裂,就会出现全面逾期。

而苏银霞的官司败诉后,曾被3次强制执行,涉及金额近1700万。

当催债者踩在苏银霞的头上,或者将她的头按入拉过屎的马桶中时,她确实连最后的17万,都拿不出来了——因为她身上,还背负着1700万的债务。

类似太原、聊城这样的三四线城市,只是中国经济一个小的缩影。

这些小城的人们,用借钱的方式,去最后一搏——不论是为了暂时的光鲜,还是为了度过难关。

但残留的欲望和期许,却在这场蔓延的金钱洪流中,冒了个头,又瞬间被淹没。

04 矛盾升级

当共债成为一种常态,哪家的催收能力更强,哪家的催回率就更高。

在高返佣制度的促使下,催收行业与借款人之间的矛盾,在不断加剧。

太原小城安静的生活,正在被打破。

“催收公司会去雇佣一些老头老太太,50元一天,在借款人的楼下,敲锣打鼓,要求还钱”,太原某银行的贷款负责人罗新宇说,在这个“面子为天”的封闭小城,这样的“侮辱”和“宣扬”,可以让借款人痛不欲生。

这个城市正在变得扭曲。

去年4月,一位49岁的火车司机老唐,因无力偿还高利贷,杀死了两位催债人。两人在家中陈尸近一周后才被亲属发现。

至此之后,这个城市表面光鲜体面的面具,才被残忍的撕下——底层人们甚至工薪阶层,都活得如此局促而不安。

而在偏僻的聊城,催收的手段则更为野蛮。

在这个只有600万人口的小城,近几年频繁曝出“暴利催收”的新闻:淫秽辱骂语刷墙、非法拘禁,甚至还有一个小伙被催债,被迫喝下“除草剂”而死亡。

在中国,这些老化、偏远的城市,正在被借贷行业所吞噬。

在网上,也形成两大联盟,一个是“催收群体”,一个是“反催收群体”。

在“催收群”里,可以购买到定位、找人、买“呼死你”软件等多种服务,甚至艾滋病也在里头,公开揽活。

而另一边,在“反催收”群里,聚集着一群欠款人。

他们在交流如何对付催收者,换号码、玩消失、举报,甚至“以暴制暴”。

两方如死敌一般,针锋相对,“不死不休”。

目前被媒体曝光的众多极端案例中,无非是两种命运:

要么是欠款人不堪重压,精神崩溃后将催收者杀死,要么就是自杀——在这场精神高压战中,欠款人极端的选择,只有杀人或自杀。

这实在是一个太过冰冷而残忍的答案。

但校园贷的历史,也给过我们一个不同的答案。

当极端事件和负面新闻集中爆发时,监管的闸门,轰然落下。

没有“一刀切”,但行业全面收紧,导致众多玩家出局——洗牌之后,规范不少。

监管提高门槛,杜绝劣币的泛滥;制定标准,划出催收的红线,不得越界。

据此,行业结局未必就是“不死不休”。

借贷行业,进入了黄金时代。

可预见的一年内,催债者和欠款人之间的战争,会持续蔓延。

不管是行业自律,还是监管施压,只是希望,不要再出现下一个于欢。

一个于欢就够了,足够审视这个纸醉金迷的黄金时代背后的,野蛮和疯狂,漠视与冷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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